特朗普关税威逼下的外资承诺：美国制造回流是梦还是真？

　　特朗普选择关税“大棒”，而拜登选择补贴“胡萝卜”，但这两个能否取得取得长期效果都存疑。

　　当地时间3月3日，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积电（TSMC）共同宣布，台积电将对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芯片制造业务进行1000亿美元的投资，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特朗普表示：“这1000亿美元的新投资将用于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五座尖端制造工厂，并将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而且是高薪工作岗位。”

　　今年2月，特朗普公开表示，他认为台积电等与美国政府签订补贴合同的企业“并不需要资金支持”才能在美国生产芯片。“这些企业需要激励政策，他们不希望支付25%、50%甚至100%的关税，这就是激励。”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如果企业希望规避关税，就必须在美国建厂，而无须依赖美国政府的财政援助。

　　然而，在美国制造芯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值得商榷。德国Ifo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中心经济学家希尔里希斯（Dorothee Hillrichs）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半导体产业竞争中的主要风险在于，如果经济环境无法支撑产业的长期发展，巨额投资可能会付诸东流。政府干预的核心在于如何准确评估“回报”与“风险”之间的平衡。

　　“举个例子，如果大量资金投入到半导体生产设备上，但该国却没有具备必要操作技能的劳动力，那么这些投资就毫无意义。”她称。

　　特朗普更爱关税而非补贴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向企业提供补贴。而特朗普则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公开批评芯片法案的补贴手段，认为这些补贴实际上是在奖励外国公司。相反，他主张将进口关税提高到一个极高的水平，迫使外国公司在美国投资建设工厂。

　　特朗普在今年1月对共和党议员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希望他们（芯片企业）回来，但我们不想像拜登那样，通过这个荒谬的计划给他们数十亿美元。”

　　就任以来，特朗普已在白宫接待了多位商界领袖，“收获”多个投资项目。他表示，关税威胁推动了这些投资，“这是我们创造的激励机制，或者说是负面激励”。

　　除台积电外，今年1月，特朗普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的高管共同宣布了一项名为“星际之门”的计划，相关企业将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用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还在1月份宣布，阿联酋地产公司达马克（DAMAC）将投资200亿美元，用于建设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据中心。

　　上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后，宣布了未来四年在美国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在得克萨斯州新建一家服务器工厂的计划。特朗普在会晤后称，库克向他承诺苹果公司的生产将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但事实上，苹果公司从来没有在墨西哥投资或生产的计划。

　　白宫称：“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已确保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投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特朗普“用关税吸引投资”政策起效的机制是通过改变进口产品的成本，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其他国家的低成本生产优势，迫使生产商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本质上就是通过高关税来进行本土保护。

　　马伟认为，关键是要比较关税创造出的成本优势以及在本土生产的成本劣势之差，“只要关税够高，美国本土的成本就不显得那么高了”。

　　然而，这种用关税增强自身成本优势的效果仍然存疑。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IIE）在一篇研究中表示：“美国的钢铁和铝产量并没有因为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而增加。”

　　PIIE写道：“诚然，关税带来的10%~20%的成本优势可能足以决定未来工厂选址的投资决策。但是，美国必须提高相关产品的成本竞争力，才能实现这一点，而关税将使美国成为竞争力较弱的出口基地。”

　　马伟还表示，关税手段无疑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制，全球有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基于自由贸易的跨国产业链分布遭到破坏。他认为，关税手段将比产业补贴影响更大，因为“实施起来更容易”。

　　“胡萝卜”和“大棒”效果都存疑

　　根据长期追踪贸易保护主义活动的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无论是特朗普推动的通过关税吸引绿地投资的方式，还是拜登政府偏好的补贴驱动方式，除了在最初带来一阵“甜蜜的投资高峰”外，并不会取得长期效果。

　　报告称，特朗普的思路是一种“关税跳跃”的假设，即通过提高进口壁垒，迫使外国公司将其供应模式从出口转变为在美国的商业存在。报告认为，如果这一方法奏效，那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下，应当可以观察到，一些进口贸易额会被用于建立新工厂或扩建现有工厂的资本流入所取代。

　　但事实上，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报告的8个制造业行业的外资年度历史成本数据，只有两个部门显示进口可能已被更多的外资投资所取代，有五个部门在2017年后外资增长的速度实际上出现了减缓。

　　报告还显示，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动的确在短期内推动了外资承诺额提高，但效果并未持续。美国2018年和2022年建立新设施的亿元级项目总数有所上升，而2019年和2023年这些项目的数量则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报告提醒，由于这些大型投资项目通常会轰动一时，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外国投资者行为的临时变化会变成永久性变化。事实上，2024年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约40%的《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投资项目已被推迟或暂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马弘在近期由广问律师事务所举办的国际经贸沙龙上表示：“特朗普关税的关键特点之一是不确定性非常高，而这是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因素。如果加征关税的比例能够确定并保持稳定，投资者可以根据相关信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确定投资方向。反之，则会对投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马弘表示：“现在是对投资者而言特别困难的时刻，因为任何投资都涉及沉没成本，一旦投资出去，成本就无法回收。这个时候，很多投资可能会停滞不前。”